刘和春

上世纪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初，牡丹江商业学校的毕业生可以说是“抢手贷”。远至关内省份、首都，近至省厅及其所属单位，全省各金融、税务、物价、财政、国有企业几乎都有牡丹江商业学校的毕业生。

虽然是计划经济，毕业生包分配，一入校门便成为捧上铁饭碗的国家干部，但是在各地市，特别是涉及金融、流通等经济管理部门和经营企业大多都喜欢用牡商校的毕业生，这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商校、齐齐哈尔商校三足鼎立的情势中始终力拔头筹。

这关键在于牡丹江商校的毕业生实践性强、操作应用能力过硬，给一摊工作，三天两天就进入角色，拿得起，放得下，很快成为业务中坚。不象一些商业大学、学院的毕业生，理论上夸夸其谈，一到实际工作就犯憋，适应能力差，单位用着不顺手，不愿意要。牡丹江商校的毕业生是毕业分配中的快贷。

“三手一讲”是我们牡丹江商业学校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四大法宝”，也是其他商业院校无法匹及的绝活。

“三手”就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写得一手好文章、写得一手好钢笔字。一讲就是善于演讲，语言表达能力强。

写得一手好文章，主要是写好请示报告、批复通知、调查报告、经济活动分析等应用文，用现代八股文概括为上行文、下行文、平行文。这些对我来说不在话下，而且把文学水平捎带着提高了。这一训练使我的很多同学走向政界，操刀为业者如笔先生我。即使是人在商界的，写起经济八股文来，也是一二三四，有板有眼，提纲挈领，条理清晰。

写得一手好钢笔字。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阿拉伯数码字，要写得倾斜有度，圆润灵动，不能混淆。比如“4、7、9”，“6、0、2”，各有规矩，不经训练，随意而为，极难辨认，况且经济问题不可小视。如果财务人员帐目、报表，横打竖磕少一分钱不平，就得找上半天。那不是你从你口袋里掏一分钱赔上了事的，这是帐目问题，水平问题，有时老会计也为此熬上半夜，常事。一个数码字错了，便谬以千里了。因此，校方一开始就每天给我们发长一张16开的、格密如帐本的千篇一律的练习纸，每天一张，每周一交作业。开始还坚持得不错，日久天长连同钢楷都写腻了，就开始胡弄偷懒。把老师发回来、批日期的那张抽出来，写一张送上去。后来老师每页做了记号，就把我们治住了。现在我对机关财政、企事业单位财务人员的数码字特别留心，一眼就能看出是不是正规的科班出身。

二是就是所谓的钢楷 。发统一的32开的稿纸，也是每日一张，每周一交。只不过数码字是珠算老师负责，钢楷由语文老师负责。学校当时采用的是庞中华的钢楷字贴。当别人闹革命、搞造反而蹉跎岁月的时候，作为地质队员的庞中华同志，没有条件练毛笔字，便使用便于携带的钢笔临写各种字贴，终成正果。但是，我不喜欢临写他的字，他的钢笔楷书确实有功底、自成一家，但呆板缺乏灵动之感，掌握规律后，没有变化，落于窠臼却不利于发展创新。于是，也象写数码字那样应付差事。我们的语文老师刘淑云老师在半学期后将我大赦：刘和春的钢笔字过关了，以后不用交了。既是对我的肯定和鼓励，也体现了老师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既然已经熟练掌握了，何必再浪费时间了呢？这也是刘老师与其它老师的不同之处。不过，历经一番强化训练，原来写字不乍的同学，毕业时字写得居然有模有样了，脱贴之后，也书写自如，造就了一大批庞体字学生。

打得一手好算盘。这是我们珠算老师魏天民老太太的口头禅。我一向对些不太感冒，将来是计算机的天下，谁还扒拉这珠子，会了即可，不必求精，所以事倍而功半。

魏老师与后来升为副校长、时任教务处主任的复员军人张老师是革命伴侣，极力反对校园恋爱，是毕业分配“棒打鸳鸯”政策的积极倡导者和推进者。魏老师在珠算教学上有经验有方法，强调勤学苦练。除了数码字以外，我最打怵的就是珠算课。而且，每晚自习课，魏老师都十分敬业地来查看大家到底打没打算盘。除了加减乘除口决外，还有一些花样翻新的趣味练习题。这些教材都是我们学校自己编的。全省商业中等专科学校乃至东北三省的此类学校的各种专业科教材，基本都是我校老师编写的。

魏老师平时加强监管训练，再就是用珠算升级卡我们。当时全国只有珠算比赛，没有定级。我们学校的珠算等级证书，全省乃至全国公认。我们在全国、全省、东北三省珠算比赛中总是往前拿名次的。当时银行、税务、商业都有行业珠算比赛，所以我校的珠算能手特紧俏、分配去向也好。

我们东北的算盘不同于南方那种上两珠、下五珠的大珠四方的、如同解放前地主收租和账房先生用的又黑又大又沉的、能砸四人算盘，而是那种能省珠则省珠、能轻便就轻便，能快捷便快捷的长条条式的。清盘时，南方算盘也就是老式算盘要立起来，从左往右清；而新式算盘是食指姆指轻捏中间过梁，从右往左清，清完便拔珠，极快。因此，南方人再精明，打算盘干不过北方。

  后来，我发现南方人数钞票也与北方不同，他们是摁在桌子上点，我们是掐在手中点，方法也很多。有扇面点的一五一十法，也有捻开就点的。我们数钞票也用点钞纸进行过强化训练。一看点钱的，我也能判断出他是否受过科班训练，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一看到那种大的黑算盘，就想起了小时候的一首歌谣《算盘响》：“过去地主算盘响，收租逼债来抢粮，贫下中农没法活，卖儿卖女去逃荒。现在队里算盘响，年年丰收有食粮……，想起了黄世仁的狗腿子穆仁智，年三十儿拔着算盘去杨白劳家逼债，霸占了喜儿。

我校的珠算定级为八级制，最低为八级，最高为一级。每当晚自习，我总是把算盘放在桌子上，偷偷在桌子底下看小说或爬在桌子上写诗和文章。一见魏老师来了，急忙拿起算盘装模作样地练。功夫下不到，速度就跟不上，毕业时，好歹过了六级。而我们的同学有的可以一目三行、甚至一目五行地心算直接在算盘上置数，级别达到二级，乃至一级。

魏老师在我们掌握了基本珠算技能和勤学多练之后，便开始了课堂定级预演。根据各自的能力，同学们预先报级，领到不同级别的珠算级别卷子。预演与真的一样。魏老师手掐秒表。第一句话：“轻答假爸酸攀理房在昨免桑（河南话：请大家把算盘立放在桌面上）!”静默数秒。“开始！”魏老师一声令下，清盘声“哗哗”骤起，教室里响起了“噼噼叭叭”的打算盘声。珠算快手很提前很多时间交卷，人家一目五行。我一目三行还费劲，规定时间刚好够用，而且不一定全部正确。在规定时间内，所有加减乘除以及混合运算题全部正确，才能定上级。魏老师在时间快要到时，习惯于读秒：“最后十秒！最后五秒！”紧张极了，没有一定的心理素质是完全不行的。

讲演，对我们寝室的八哥王贵君来说最拿手。这小子经过社会实践，口才极好。学校也极力为我们演讲创造机会。1985年的“一二.九”纪念日,八哥在演讲比赛上惟妙惟肖的热烈表演赢得了同学们的掌声和评委的最高分。然而，第一名却不是他。据说是因为他的动作和语言太过火，不太合乎某些循规蹈矩领导的口味，再加上某些对物价班的偏见，胳膊拧不过大腿。在所必然也。

这种结果，引进了我班同学的极大愤慨。别班有意见也是敢怒不敢言。我班乃至专业史上素有不服就掰扯掰扯的“光荣传统”。于是我们就炮制出了一封《致全校同学的一封信》，欲把它张贴于教学楼一楼的黑板报上。幸有班级思想进步、也一直想进步的同学及时“告密”，学校当局如临大敌，迅速制止。事情“败露”后，写毛笔字那小子上楼的腿都抖了，因为学校给这封信定性为“大字报”。什么性质？严重的文革遗风啊！

学校各色人物依次找人谈话，陈明利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就连不轻易屈尊的孙友清校长也驾临我班亲自训话。当孙校长说到“如果发生意外，我有权力处理违纪的同学”云云时，台下一片嘘嘘声：“权！”“权！”“权！”“权！”声音虽然是牙齿里出来的气声，但在教室里却是那么清晰。同学们对学校的专断心不服口也不服。校长听到了，便挥手果敢地重复道：“对！我就是有权！”同学们评价，这句话太有失水准了。之后，也不知处理了谁，反正不了了之。这就是我班班史上也是校史上著名的，令校领导和学生管理部门头疼的“一二.九”演讲风波。其实，那时年龄小，思想单纯，没什么政治不政治的，初生牛犊不畏虎、情绪冲动而已。

校园故事多，寒窗掌故多。“三手一讲”对每一名牡丹江商校的同学是自豪的，也是难忘的。个中苦乐，体味良多。